作者 | 大象
来源 | 大象放映室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种药能救人一命，但一年的费用高达七八十万甚至上百万，一个普通家庭该怎么办？是卖房、借债、倾家荡产地续命？还是含着泪接受现实，眼睁睁看着自己最爱的人一点一点离开？
这并不是一道假设题。2021年之前，中国大约3到5万个脊髓性肌萎缩症（SMA）患者家庭，真实地面对着这样的抉择。当时治疗SMA最主要的特效药，叫诺西那生钠，由美国渤健公司研发生产。2016年，它率先在美国获批上市，成为全球首款获批用于治疗SMA的药物。2019年，它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定价69.97万元一针。按疗程计算，第一年需要注射6针，此后每年3针——也就是说，一个孩子想要活下去，家庭第一年要拿出420万，往后每年210万。
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在中国绝大多数普通家庭面前，这种药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残忍。你明明知道有药可以救你的孩子，但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在你怀里一天天衰弱下去，直到无法吞咽，无法呼吸，最终离开这个世界。
SMA这种病有一个非常令人心碎的特点，就是孩子的智力是完全正常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身上正在发生什么，他能听到父母在病床边的低语，他能看到父母眼神里的绝望，但他的身体却一天天失去对自己的掌控。这样的痛苦，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
但是到了2021年11月11日，事情发生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转折。在国家医保局组织的医保谈判现场，一位叫张劲妮的医保谈判代表，和渤健公司的代表，就这种药的价格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8轮拉锯。镜头记录下了那段后来被无数次回放的对话。当渤健代表给出53680元一支的报价时，张劲妮没有任何犹豫地表示“希望企业再努力”。她在那场谈判中说出了那句后来传遍全网的话：
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
最终，这种药从上市初期的69.97万一针，被砍到了33000元一支，砍价幅度超过90%。再加上各地医保的报销，很多患者实际自付的费用可以降到几千元，有些地方甚至只需要一两千。一种几乎不可能被普通家庭负担的天价药，就这样被拽到了平民价。
这件事情当时给全社会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无数家庭在这之后第一次有了希望，无数父母第一次敢于谈论自己孩子的病情，因为他们终于看到了活下去的可能性。
但是在所有的感动和震撼之外，一连串问题浮现了出来。这种药为什么在上市之初要卖70万？又为什么在谈判之后可以降到3万多？中间这巨额的价差，到底蒸发到了哪里？谈判桌上那短短一个半小时的对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魔力？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
一. 议价困局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得回到一个更基本的事实——在医药这个行业里，价格通常不是由成本决定的，而是由议价能力决定的。
一种药从研发到上市，确实成本很高。根据美国塔夫茨大学药物开发研究中心的统计，一款新药的平均研发投入大约是26亿美元，研发周期平均10到15年。这背后是无数次失败的实验、漫长的临床试验、严苛的审批流程。每筛选上万个化合物，最终能走到上市的，往往只有一两个。所以药企要在专利保护期内回收成本并获得利润，从商业逻辑上讲完全合理。
但问题在于，药企在面对患者的时候，几乎拥有一种近乎垄断的定价权。这是为什么？因为药品和其他商品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你买一辆车觉得贵，可以不买，骑自行车也能活。你买一件衣服觉得贵，可以不买，去年的还能穿。但是药不一样，药关系到生死。当一个人得了病，特别是得了重病、罕见病、癌症的时候，他和他的家庭面对药企，没有任何议价的可能。药企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因为你不买，就只能等死。
这是一种残酷的现实，但也是医药行业的基本逻辑。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的医药巨头就是建立在这种逻辑之上，把无数患者家庭的痛苦变成了企业报表上的利润。罗氏、辉瑞、诺华、默克、强生、礼来这些跨国药企，每年的研发投入确实是天文数字，但是他们的利润率，也是天文数字。许多年份里，全球前十大药企的整体净利润率维持在20%以上，这个数字在所有产业里都是名列前茅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格列卫，这是一种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药，由瑞士诺华公司研发。这种药在2001年上市的时候，被誉为人类抗癌史上的一个奇迹，因为它把慢粒白血病从一种致死率极高的绝症，变成了一种可以长期控制的慢性病。患者只要每天按时吃药，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结婚，生子。
但是这个奇迹是有代价的。格列卫在中国大陆的定价，最高的时候一盒高达23500元，而患者一个月需要吃一盒，也就是一个月23500元，一年28万。你要知道，慢粒白血病不是一种短期病，它需要终生服药。这意味着一个被诊断为慢粒白血病的患者，他和他的家庭从那一刻起，就被绑定在了一台每月吞噬两万多块钱的机器上，一年又一年，看不到尽头。
这就有了2014年那个轰动全国的故事。一个叫陆勇的慢粒白血病患者，自己负担不起格列卫，发现印度仿制药效果一样但价格只有原研药的几十分之一，于是从印度代购，不仅自己吃，还帮助病友购买。这个故事后来被改编成了2018年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让全中国人都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穷人到底有没有得病的权利？
但是当时的中国医保体系，对此几乎无能为力。为什么？因为在2018年之前，中国的医保管理体系是分散的。城镇职工医保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归卫计委管，城镇居民医保也归人社部管，而药品定价又归发改委管，药品招标采购又归各省自己搞。
这种分散的格局导致了一个直接后果，那就是在面对跨国药企的时候，中国的医保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能够代表14亿人的谈判主体。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当辉瑞、诺华、罗氏、默克这些跨国药企，以一个完整的、协调一致的、装备着顶级法律团队和精算师团队的商业实体，面对中国市场的时候，他们对面坐着的是几十个分散的省级招标平台，几百个分散的市级医保机构，几千个分散的医院采购科室。这就好比一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在面对一群各自为战的散兵。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
更糟糕的是，这种不对等还被另一个因素放大了，那就是中国当时严重依赖进口药的现实。在很多治疗领域，特别是肿瘤、罕见病、自身免疫疾病这些前沿领域，中国自己的创新药能力极为匮乏。这意味着患者要救命，只能买进口药；要买进口药，就只能按照跨国药企开出的价格买。这种产业格局，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在国际医药市场上的议价能力。
这种不对等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的一些专利药价格长期居高不下。同一款药，在我们这的售价，往往比很多欧洲国家更贵。这正是因为药企看准了中国市场议价能力的薄弱，所以反而敢于在这里实施一种特殊的高价策略。
二. 统一力量
到了2018年，这个局面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一年，中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组建了国家医疗保障局。这个新成立的部门，把原本分散在人社部、卫健委、发改委、民政部的医保相关职能全部整合到了一起。
这看起来是一次很平常的行政机构重组，但实际上，这是中国医疗支付体系一次根本性的、影响极为深远的制度变革。
因为从这一刻开始，中国第一次拥有了一个真正能够代表14亿人口、能够统一管理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以及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的国家级机构。也就是说，14亿人不再是14亿个分散的、面对药企毫无议价能力的个体，他们被组织成了一个整体，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单一医疗支付方。这个支付方手里握着的，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医保基金，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一药品市场。
这个变化带来的力量，是革命性的。
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力量到底有多大。在医药商业模式中，有一个核心的逻辑叫做“以价换量”。简单说，就是药企可以接受价格的下降，前提是销量的上升能够弥补甚至超过价格下降带来的利润损失。一款药如果原本一年卖100盒，每盒30万，总收入是3000万。如果价格降到3万，但销量能涨到10000盒，总收入就变成了3亿，反而比原来翻了10倍。
这个逻辑听起来简单，但要真正实现，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存在一个足够大的、能够保证销量的市场。而中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市场。
2018年成立的国家医保局，目前掌握着覆盖超13.3亿人的基本医保。一款药如果能够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就意味着它可以瞬间获得一个数以亿计的潜在用户群。这是任何一家跨国药企都无法忽视的诱惑。哪怕你把有些药的药价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只要能进入医保目录，销量上的增长依然能够带来可观的利润。
更重要的是，对于药企来说，进入中国医保目录不仅仅意味着销量的增加，还意味着另一件事，那就是市场的稳定性。一款药如果不进医保，它的销售前景就是模糊的、波动的、受各种因素影响的。但一旦进入医保，它就获得了一种近乎确定性的销售保障。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说，这种确定性的价值，往往比短期的利润更重要。一些跨国药企的CEO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进入中国医保目录已经成为他们全球商业战略中最重要的考量之一。
这就是国家医保谈判的底层逻辑。它不是简单的砍价，不是医保局拿着大刀逼着药企屈服，而是一种新的商业关系的重构。医保局对药企说：“你把价格降下来，我给你14亿人的市场。”这是一个互利的交易，是一个绝大多数药企都很难拒绝的交易。
三. 谈判机制
但是要把这个交易做成，还需要一套精密的谈判机制。
国家医保局的谈判机制，就是一套非常巧妙的设计。每年医保目录调整之前，医保局会组织药物经济学专家、医学专家、医保专家组成评审团，对每一款候选药物进行评估。评估的核心，是测算这款药的医保支付意愿价格，也就是医保愿意为这款药支付的最高价格。这个价格不是拍脑袋决定的，而是基于这款药的疗效、患者获益、同类药品价格、医保基金承受能力等多重因素综合测算出来的。
测算出来的这个价格，会作为谈判底价，被装在一个信封里，密封起来。谈判现场，首先由企业报价，他们有两次确认报价的机会，如果第二次确认后的报价依然高于谈判底价的115%（不含），谈判直接终止，这款药就无缘进入医保。如果企业第二次报价不高于底价的115%，进入双方磋商环节，但企业之后必须将最终价格降至不高于医保底价，双方才能达成协议。
这个信封制度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创造了一种信息不对称下的博弈结构。药企不知道医保的底价是多少，所以他们必须在报价的时候极度谨慎。不能报得太高，因为太高就意味着直接出局。
这里还要提一下，上面的谈判底价，是基于专业评估测算出来的客观价格，反映了这款药真实的医保价值。它具体定多少，追求的是科学合理，而不是越低越好。医保局不会无限压价，甚至如果企业报价过低，医保局还会设置支付红线，比如针对非独家药品的竞价规则中还有这么一条——“如企业报价低于医保支付意愿的70%,以医保支付意愿的70%作为该药品的支付标准。”这里的目的就是避免恶性低价竞争，保障企业的合理利润空间和药品供应质量。
所以，最终的成交价格，往往就是一个既能让药企接受、又能让医保基金可持续、也尽量让患者负担得起的均衡价格。
这套机制的本质，是把过去医药市场上那种药企单方面定价、患者被动接受的不对等关系，转化成了一种双方在共同的规则下博弈的对等关系。而在这个新的关系中，国家医保局背后站着的，是14亿人。
那么这套机制实施之后，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大量原本天价的药品，开始以平民价进入医保。
格列卫的故事就有了一个新的结局。2018年之后，慢粒白血病的治疗药物陆续进入医保，包括格列卫的仿制药、第二代TKI药物等等。患者每个月的自付药费，从原来的两万多，降到了几百块钱。对于慢粒白血病患者而言，《我不是药神》里那种生死悬于一线的处境，已经得到根本性扭转。
PD-1抑制剂的故事更加戏剧化。PD-1是一种新型的肿瘤免疫治疗药物，在2014年首次在美国上市时，被誉为癌症治疗的革命性突破。它通过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对抗肿瘤，对多种癌症都有显著疗效。但是这种药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年治疗费用高达20到30万元，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根本承担不起。
但是从2019年开始，PD-1的价格开始了一轮接一轮的雪崩式下跌。这得益于两个层面的变化——一是国家医保局的药品价格谈判机制，二就是国产创新药的崛起。
比如，国产PD-1中，信达生物的信迪利单抗，从最初定价的7838元每支，经过医保谈判降到了2843元每支，后续续约中进一步降至千元级别。君实生物的特瑞普利单抗、恒瑞医药的卡瑞利珠单抗、百济神州的替雷利珠单抗都经历了类似的降价过程。到如今，国产PD-1的年治疗费用在3万元左右甚至更低，比最初的价格降低了近90%。
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PD-1抑制剂，只能依赖默沙东的K药、百时美施贵宝的O药，那医保的谈判力会大打折扣，因为外资药企可以选择不降价、不进医保。但是当中国有了好几款国产PD-1之后，局面就完全不同了。国产PD-1进入医保，外资PD-1就必须考虑要不要跟进，不跟进就意味着把整个公立医院市场拱手让给国产竞品。
这种国产替代加医保谈判的双重压力，让原本被外资药企垄断的高端药品市场，在短短几年内就实现了价格的腰斩再腰斩。这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晰：单纯的国家议价能力是一回事，但只有当国家议价能力遇到一个有自主产业能力的本土医药体系时，这种议价能力才能发挥到极致。中国的医保谈判之所以能做到全世界最强的砍价能力，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就是中国近十几年来在创新药领域的产业积累。
截至2024年，中国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已经累计收录了3159种药品，其中通过谈判进入医保的创新药超过400种。这些药品平均降价超过50%，协议期内谈判药品累计已为患者减负超8000亿元。
这8000多亿，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背后，是无数个不至于因为药费而卖房卖车的家庭，是无数个不至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生。
四. 各国对比
天价药的问题全世界的每个国家都存在，但是各个国家的解决办法和效果却大相径庭。
我们来做几个对比。
第一个对比是美国。美国是全世界医药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全世界药价最高的国家。有一些相同的药，在美国的市场价格往往是欧洲的2到4倍，是中国经医保谈判后支付标准的5到10倍。
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医疗体系是高度分散的，有上千家私人保险公司、几十家药品福利管理公司（PBM），他们各自和药企谈判，谁也没有足够的议价能力来撼动药企的定价权。
更荒谬的是，美国的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覆盖了6500多万65岁以上老年人以及部分残障人士，本来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单一支付方，但因为一些药企游说等原因，2003年通过的《医疗保险现代化法案》明确禁止Medicare直接和药企谈判药价。这条法案被业内称为“不谈判条款”，它的存在直接保护了药企的高价策略。直到2022年，美国才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允许Medicare对部分药品进行价格谈判，但范围非常有限，每年只能谈10到20款药。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面对天价药的处境，往往比中国人还要绝望。一个美国人得了重病，就算他有医疗保险，也可能因为高额的自付部分而破产。研究显示，美国大约2/3的个人破产案件，背后都有医疗费用的因素。这在一个所谓的医药最发达国家，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第二个对比是印度。印度的策略和中国完全不同，印度走的是独特的专利制度加仿制药的路线。印度的专利法允许政府在特定情况下绕过药品专利，允许本土企业生产仿制药。这就是为什么印度仿制药如此便宜，便宜到《我不是药神》里的程勇可以靠代购印度药养活一整个病友群。
但是印度模式有它的局限性。第一，它只能解决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或者被强制许可的药物，对于最新研发出来的创新药，印度也无能为力。第二，它本质上是建立在对国际专利体系的部分挑战之上，这种做法在国际上面临巨大的压力，印度政府每隔几年就要应对一次来自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制裁威胁。第三，印度本国并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全民医保体系，所以印度的仿制药虽然便宜，但是它的销售对象主要也还是国际市场和印度国内的中产以上阶层，即使药价低了，对于那些根本没有医疗保障的底层民众来说，仍然是一笔无法负担的支出。
第三个对比是欧洲。欧洲很多国家有完善的全民医疗体系，比如英国的NHS、德国的法定医疗保险、法国的 。这些国家都拥有一定程度的国家谈判能力，所以欧洲国家的药价整体比美国低很多。但是欧洲的问题在于市场太小，每个国家单独和跨国药企谈判，议价能力依然有限。所以欧洲国家近年来开始尝试建立联合谈判机制，让多个国家联合起来对抗跨国药企。但是这种联合机制面临着各国利益协调的复杂性，进展非常缓慢。
对比下来你会发现，中国医保谈判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同时具备了几个其他国家都不具备的条件。
第一，中国有一个统一的、自上而下的医保管理体系，这个体系可以代表14亿人作为一个单一支付方进行谈判。第二，中国有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国内创新药产业，这个产业能够在很多领域形成对外资药企的替代压力。第三，中国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让“以价换量”的逻辑能够真正起作用。第四，中国有足够强的国家执行能力，能够让谈判达成的协议真正落地。
这四个条件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让中国在短短几年内，就快速建立起其他国家用几十年都没有完善的药品价格谈判制度。当然，这绝不代表我们已经解决了天价药问题，它依然正在困扰着不少患者群体，后面我们会详细讲到。
五. 未来挑战
同时，我们也必须冷静地看到——医保谈判取得的成绩固然显著，但它也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关于创新药企的研发动力。一些创新药的研发成本动辄几十亿美元，研发周期动辄十几年，药企之所以愿意投入这么大的成本，是因为他们期待着专利期内的高价回报。如果医保谈判造成药企无利可图，进而导致缺乏继续研发新药的动力，那最终损害的，又是患者获得新药的权利。所以医保谈判要做的，就是要在患者和药企之间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利益均衡点。这个均衡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药品本身的特性、市场环境、产业格局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第二个挑战，是关于医保基金的可持续性。中国的基本医保基金，每年的收入和支出之间的余额在缩小。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医保基金的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医保谈判虽然可以降低单品种的药价，但是无法根本性解决医保基金整体压力的问题。所以未来几年，医保谈判可能不得不在扩大覆盖和控制支出之间做更艰难的平衡。
第三个挑战，是关于罕见病药物的特殊性。诺西那生钠的故事其实是一个相对幸运的案例，因为它的患者群体相对较大，中国SMA患者约3到5万人，药企在中国还能找到“以价换量”的逻辑。但是对于更小众的罕见病，比如全国只有几百个、几千个患者的极端罕见病，药企的研发成本很难通过“以价换量”的逻辑回收。这种情况下，价格就无法被压的太低。所以“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这句话，在大多数小群体身上能够实现，但是在最极端的超罕见病群体身上，可能依然是一个理想。
第四个挑战，是关于医保测算价格本身的准确性。医保谈判的核心是医保支付意愿价格的测算，但这个价格本质上是一个估值，估值就会有误差。如果估值偏高，医保基金浪费；如果估值偏低，会打击药企研发新药的积极性。如何让这个估值越来越精准，是一个需要长期完善的技术问题。
第五个挑战，是关于药品质量和供应稳定性。当一款药通过谈判大幅降价进入医保后，药企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可能在质量控制、生产工艺、供应链管理上的投入也会受到影响。如果出现质量问题或者供应中断，那受影响的依然是患者。所以医保谈判不能仅仅看到价格的下降，还必须建立配套的质量监管和供应保障机制。
这些挑战的存在，让我们意识到一件事。医保谈判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制度，它是一个需要不断调适、不断进化的制度。
今天，我们看到的“灵魂砍价”场面，让许多人动容甚至有些爽感，它背后，本身是大量的制度建设、技术积累和经验摸索的综合结果，而以后我们想要看到更多这样的场面，则需要直面这些挑战，对整套机制继续进行持续不断地迭代。
六. 总结
最后，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到整个人类对抗疾病的历史维度上来看，我们能看到让人振奋的一面——
在一百年前，一场普通的肺炎就能夺走一个壮年人的生命。两百年前，天花能一次性带走一座城市三分之一的人口。
而今天，人类已经消灭了天花，基本控制了小儿麻痹，大幅减少了霍乱、鼠疫、疟疾的威胁，把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从致死病变成了可管理的慢性病，甚至把相当一部分癌症的五年生存率提高到了70%以上。绝大多数曾经的绝症，今天都已经有了治疗方案，而且治疗成本也被控制在了大多数家庭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全球人均预期寿命，从1900年的31岁，提高到了今天的73岁。
这得益于三件事的共同作用：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护航。
但问题在于，那些还没有被攻克的疾病——特别是罕见病、特定类型的癌症、一些基因层面的先天性疾病——它们的治疗药物依然极其昂贵。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可能只是“还剩下的一小部分问题”。但是对于每一个身处其中的患者和家庭来说，这就是压在他们头上的百分之百的大山。
中国的医保谈判制度改变的，正是这件事。它让14亿人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在那张谈判桌上，代替每一个无力独自面对跨国药企的患者，去争取一个公平的价格。它让原本属于药企单方面定价的领域，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真正有分量的对手。
这种改变，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创新。它说明当个体面对巨大的结构性困境时，一个有效运转的公共体系，是可以介入的，是可以重新平衡天平的。
但话说回来，我们也必须诚实地承认，这种平衡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在药物经济学里，有一个指标叫做QALY，全称是质量调整生命年。这个概念指：一种药如果能让一个患者多活一年、而且这一年的生活质量是健康的，那就是增加了一个QALY。如果多活了一年但生活质量只有正常人的一半，那就是0.5个QALY。这个指标的作用，就是帮助医保体系去衡量一种药到底“值不值”。很多国家的卫生经济学界会设定一个阈值，表示社会愿意为增加一个质量调整生命年支付多少钱，以让医保基金在有限的预算内，寻求健康产出的最大化。
这些数字看起来残酷而抽象，但它们背后是一个严肃的命题。当一个国家的医保基金是有限的，而需要治疗的疾病是无限的时候，你必须做出选择。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药都纳入医保，因为那样医保基金马上就会破产。
而这种残酷的根源，是因为全球医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仍然是资本回报。一款新药的研发成本动辄几十亿美元、十几年周期，药企之所以愿意砸这个钱，就是因为专利期内的高价能让他们赚回来。这个底层逻辑不变，天价药的问题就会持续存在。今天谈下来的一批药，明天就会有新的天价药出现在谈判桌上。基因治疗、细胞治疗、个性化医疗，这些前沿疗法的开发成本更高，定价也必然更加惊人。
所以医保谈判做的事情，与其说是在解决一个问题，不如说是在与一个不断生长的问题进行持续的角力。
在攻克疾病的漫长征途中，人类已经搬走了一块又一块的巨石。那些最高频的、最普遍的、影响面最大的疾病，已经一个接一个地被征服。而现在还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那些不常见的碎石，它们更加棘手，也更加昂贵。
在这场生命之战中，人类应该怎么办？目前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或许还是要分工作战，科学负责解决把药造出来的问题，而制度要解决的，则是如何把造出来的药，送到每一个翘首以盼的患者手里，不管它是富人，还是穷人。
这需要时间。
我们今天的医保谈判，本质上就是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扩大“被拯救者”的范围。每一次谈判降下来的一分钱，都可能意味着又有一个患者被覆盖进来。
一张谈判桌，两排座椅，桌上谈的是价格，桌下博弈的，是一个社会对于“生命的重量该如何被守护”这个问题的回答。
而在博弈中，那些医保谈判代表们的坚持，本质上，都是站在生命之门前，拼命挽回更多等待被命运裁决的普通人，把他们，拉向有光的一侧：
“进来吧！多一个，再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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