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启航，陆家嘴论坛就是观察中国经济金融走势的重要风向标。今年6月17—18日举行的第十七届论坛，是“十五五”开局后的第一次。
“十四五”期间，陆家嘴论坛举行了四届（2022年未办），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外汇局主要领导每一届均按惯例参加。今年，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亲自出席并讲话，凸显了本届论坛的重要性。
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中国金融到底该走什么路？今年的论坛，呈现出了两三年实践探索后的深度思考。
在阅读这些讲话时，我仿佛看到了一张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未来路线图。经济向何处去？金融向何处去？不用再猜测和犹疑了。
这篇文章是我对本届论坛的理解和思考。事关宏观，仅供朋友们参考。
第一个大方向：经济结构调整中谁上谁下
自2015年中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结构不断调整，转型升级。
如果从出口商品结构这个角度观察，过去十年，中国产业整体呈现出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升级的特征。
2015年，机电产品出口占整个中国出口的42.2%，2025年占62.9%，提高了20个百分点。而相对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饰、家具、玩具、皮制品、木制品、鞋帽伞、玻璃陶瓷制品、杂项制品等，占比则从2015年的27.5%降到2025年的19.1%。不过，即使是纺织服饰，自身也有升级，比如通过跨境电商“直连全球”。
既然是结构性的改革和转型，具体到各个产业，必然会有上有下。
此次论坛，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说了两段带有总结性的话——
“过去较长时期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传统制造业拉动，这些行业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抵押物充足，天然具有较强的中长期贷款需求，经济增长因而呈现明显的信贷密集型和债务密集型特征。”
“近年来，科技创新、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相比传统产业，这些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风险和不确定性较高、投资周期长等特点，企业资产形态也由土地、厂房、设备更多转向技术、数据、品牌和人力资本，轻资产行业一般对应低负债，单位经济增长所需的银行贷款相应下降。在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时期，这一变化也将成为常态，要逐步适应。”
｜2026年6月17日，上海，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论坛共同轮值主席潘功胜出席。
过去增长主要靠房地产、基建及相关传统制造业拉动，现在和未来主要靠科技创新、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产业拉动，谁上谁下，一目了然。
潘功胜说，近十年来，房地产、基建新增贷款占比由60%以上，降至10%左右；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贷款增速，过去几年则保持在20%左右。2025年，A股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合计市值上涨了近50%，加上沪深主板中的科技板块，科技创新对2025年A股总市值增长的直接贡献度超过60%。
证监会主席吴清说，目前，A股科技板块市值占比超过三成，市值超千亿上市公司中，科技企业占比已达45%。
我这几年写了很多文章，都是强调中国经济的大方向是从资产负债表扩张走向生产性创新，融资结构是从间接融资为主走向直接融资为主。数据显示，从存量看，上世纪90年代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的占比接近100%，2025年末降至2/3左右，直接融资占比则上升到1/3左右；从增量看，过去新增间接融资占比长期在80%以上，2025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贷款占比45%，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7%，首次超过贷款。
第二个大方向：金融总量更重要还是结构优化更重要
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一直有一个保持总量扩张、保持增速和进行结构优化的问题。
这次潘功胜说，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相应地，金融对经济的服务更多体现在结构优化上，而不是宏观金融总量的持续扩张上。
下面这段话又是关键——
“目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过450万亿元，M2余额超过350万亿元，总量规模已经很大。当前280万亿元的贷款余额中，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占比仍然较大，这一块不仅不再增长，反而还在下降。剩下的其他贷款要先填补上这个下降的部分，才能表现为增量，全部信贷要保持过去的增速是很难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同时，部分存量贷款效率不高，盘活低效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贷款‘降速提质’或将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
最后这一句，“贷款‘降速提质’或将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说出来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因为我们习惯了增长，好像不增长就是不正确。敢说“降速”“减量”的，是少数人。
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闪辉最近在一篇数据翔实的报告中提出，中国投资占GDP比重步入结构性下行通道。继续依赖债务驱动投资的理由减弱。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显著下滑，在资本回报降低的情况下，每一元增长需要更多债务。在2009年以前，平均每增加1.5元债务能创造1元GDP；而在过去三年，需要新增5.5元债务才能创造1元GDP。高债务水平和低回报意味着未来生产性投资的机会减少。”
报告还提出，估计整体基础设施投资面临小幅下行趋势，毕竟公路桥梁并不需要反复兴建。
“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敦促地方官员‘树立正确政绩观’的举措都清楚地表明最高决策层希望降低地方政府对债务驱动、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的依赖。”
“决策层日益关注赤字和债务水平，采取周期性宽松措施的目的仅仅是为放缓的经济托底，而非提供强有力的刺激方案。”
我是赞同这些观点的。最近我和一些制造业企业交流时也提出，中国制造要以全行业不亏损为底线，要把行业利润水平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标志，要减量提价增利。行业利润增加了，税收就多了，也能补偿去产能带来的就业损失。如果听任内卷，全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互相倾轧，看似年年增长，终将不可持续。
我们不能什么时候都是“多多益善”，不能为了增长而不计代价——因为这些代价明天都要还！
第三个大方向：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为新质生产力创造更好条件
吴清在论坛上说，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生产生活、引领发展变革。全球主要资本市场都在加快改革，以更好适应创新需要，抢占发展先机。我国也要着力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更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他提到，要持续深化“两创板”（科创板和创业板）改革，这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平台。“两创板”目前上市公司数量合计超过2000家，总市值超过35万亿元，在新能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形成了集聚效应。
近期，科创板将抓紧推出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积极支持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显然，为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现有规则可以改革，为具备新质潜力的公司铺路搭桥。
吴清还提出，支持上海浦东、北京海淀、广东深圳、江苏苏州、浙江杭州打造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这些地方都是新质生产力的最前沿。
为什么新质生产力如此重要？何立峰副总理去年11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说，“从现实逻辑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赢得大国博弈战略主动的内在要求。……大国博弈说到底是生产力的竞争，焦点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有硬科技、硬实力，在大国博弈中才更有底气，更加硬气，才能赢得战略主动。当新质生产力被置于大国博弈的焦点的位置，其发展自然会进一步的支持。
第四个大方向：在对外开放中提升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地位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是全球160左右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
这样的贸易和投资全球化程度，决定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一定会提高。因为一种货币能不能在世界上被广泛使用，被信任，被储备，归根结底取决于这种货币所属国家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是否足够强大。
自16世纪至今，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经济先后崛起，随之而来的是西班牙银元、荷兰盾、英镑、美元先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回顾美国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主导者的历史，有一条轨迹清晰可见——
最初是通过技术扩散从英国获得先进纺织技术，继而是通过更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工业强国，然后是借助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扩张产能，彼消此长，登上霸主地位。二战后美国GDP占全球55%以上，黄金储备占全球75%左右。依靠压倒性的经济、金融、军事综合优势，美国主导构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也正式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目前GDP占全球之比还不到20%，幻想代替美元是不切实际的。但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努力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争取更多的国际金融话语权，紧迫性越来越强。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张春指出，经过很多年的努力，尽管中国已在90%以上的资本项目下实现了可兑换，但距离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仍有显著差距。不少可兑换项目现实中仍存在“大门套小门”规定。
比如，部分交易仍需前置审批，如企业发行中长期外债需经发展改革委审核登记，企业对外投资需多部门协同核准备案；再比如，金融市场开放以管道化为主，不同渠道对应特定产品且实施资金闭环管理；此外，外汇交易遵循实需原则，如离岸贸易等经常项目需提供真实交易背景。这些安排虽有助于防控跨境资金风险，却也制约了资本全球配置效率。
他建议，可以从“跨境支付+离岸体系”模式入手，作为现阶段推进中国金融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一条可行且更具优势的路径。
本届陆家嘴论坛，我隐约听出了一种感觉，中国已经吹响了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国际化的冲锋号，只是在节奏上仍保持着稳中求进的调性。
潘功胜提出，人民银行已经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让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都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人民币资产配置；将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支持上海率先构建离岸金融业务体系；将为境外机构配置人民币资产提供便利渠道；将丰富离岸人民币债券、衍生品供给，支持香港建设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在境外形成有深度和活跃度的离岸人民币市场。
吴清提出，将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这是应对汇率波动风险、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重大制度和产品创新），推动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平稳有序参与境内国债期货交易，支持香港于近期启动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交易，积极支持外资在华新设独资或合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鼓励外资持牌机构参与基金投顾业务扩大试点等。这都是为了提升外资长期配置中国资产的便利化水平和风险管理水平。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围绕“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提出要在更高层次、更高质量上推进开放——从渠道开放向制度型开放深化，从业务便利向主体便利深化，从外汇管理向本外币协同深化，从汇兑环节向全链条管理服务深化。
关于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朱鹤新指出，要全面改革FDI跨境政策，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要更好支持境内主体全球资源配置，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优化外汇贷款、跨境股权激励等制度。
目前，中国并没有在人民币和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提出国际市场占比的数量指标，但方向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球化和企业出海走向全球之后，中国金融的全球化步伐一定会赶上来。
第五个大方向：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不动摇
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金融工作要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
2023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如果热衷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金融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迟早酿成危机。
会议要求，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金融既有管理和分散风险的功能，又自带风险基因。……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好风险防控，增强金融体系韧性。”
显然，金融领域的任何改革创新，都有一个防风险的大前提，都有一条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也是过去几十年花了无数代价买来的教训。
本届论坛，何立峰指出，在原有工作基础上，经过三年多的持续努力，地方融资平台的数量，存量经营性金融的债务，高风险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相比2022年都下降了70%，有的是70%以上。通过建立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为房地产项目提供融资超过81000亿元，保交房攻坚战的任务全面完成。下一步，还将“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处置高风险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不断地巩固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平稳的态势”。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丁向群提出，要奋力书写监管新篇章。
一是扛牢监管主责，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在“管合法、更管非法”上下功夫，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努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二是恪守监管定位，较真碰硬严监管强监管。坚持“监管姓监”，切实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
三是强化监管引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转型。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四是加强监管护航，精准务实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吴清也谈到了突出“严”、全面落实依法从严监管理念，也说到了坚持监管“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健全覆盖发行上市、持续监管、退市、机构、交易等资本市场全链条监管制度。
他还提出，“严查严处借科技之名蹭热点、炒概念甚至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打击利用人工智能非法荐股、造谣传谣、违法交易等乱象”等。这说明，不能打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名义浑水摸鱼。
可见，中国金融的全方位、全链条监管，不可能放松，强监管会是长期任务。
结论和余思
本届陆家嘴论坛释放的信息，内涵丰富，继往开来，富有战略定力。
对我的启示，可以简明总结如下：
一、中国的国运，押在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上。这一点不要有任何怀疑；
二、虽然房地产依然是一个重要行业，但房地产作为一个大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一点不要再抱幻想。
三、中国会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但不会在需求端搞“大放水”和强刺激。这一点应该说越来越明显。
一个国家的资源和人的精力一样，总是有限的，总会有所侧重，有所取舍。现在的情况就是，大方向、主航道都是新质生产力，在大国博弈背景下，不可能动摇。我读领导们的讲话，感到他们讲科技创新，讲新质生产力，都有一种面向未来的正确感、正义感。而讲到房地产一类，更多强调的是稳定，是防风险，更像是为昨天“填坑”，弥补。
强国优先，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先。这就是未来大方向。
对这样的方向，我是认同的，我的看法也是一贯的。
但基于基层调研，我也有一些隐忧。即我们在强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对于稳定房地产、化解地方债、提振居民消费，是否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和举措。这里有三个理由向大家陈述。
理由之一，房地产作为经济底盘的效应非常之大。
根据野村中国的报告，在行业鼎盛期，房地产相关产业贡献了中国约25%的GDP增量、38%的财政收入，关联到居民60%的财富。房地产下行从多维度冲击宏观经济，资产缩水直接削弱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导致地方财政承压，部分地区的增收行为进一步抑制了市场活力；行业风险沿房企、居民、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形成完整债务链条，民营房企债务违约不仅体现在境外美元债等金融负债上，更突出表现为工程款拖欠、商品房延期交付。现阶段保交楼、债务置换、银行纾困等政策仅阶段性稳住风险，不良资产并未彻底出清，市场信心仍有待恢复。
不是说政府对房地产就不管不顾了，政府也在努力找出路。比如今年5月28日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指出，全国城市更新已彻底告别大拆大建、外延扩张，全面进入存量提质、留改拆为主、严控大规模拆迁的新阶段。城市更新就是一个新方向。但我在一些地方看到，城市更新基本都是存量项目的更新与再造，涉及规划、国土、住建、环保、城管、金融等多部门，而这些存量项目当初的规划、报建、用地性质往往都存在一些问题。如果相关部门严格监管，不仅无法更新，连存量项目本身严格来说也要处罚。所以，如果对历史遗留问题没有一定的包容度，更新很难落到实处。
理由之二，中国几乎每个地方都曾是房地产发展的受益者，但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发展前沿科技，都具备科创能力。如果大家的注意力和政策偏好都在科技创新上，那些并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就会面对两难选择：不搞科创，得不到政策支持；硬上，缺乏能力，将来可能是一地鸡毛。这些地方的路究竟怎么走？怎样切实做到因地制宜？现在的思考和帮助是不够的。
理由之三，就业是民生之本，消费是最终需求，应予更大的重视。新质生产力很重要，但其发展是有过程的，如潘功胜所言，这些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风险和不确定性较高、投资周期长等特点”，也就是说，它们还不能迅速成为就业带动强、上下游影响大的产业。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不少市值几百亿、几千亿乃至上万亿的科技企业、人工智能企业，目前的收入、盈利并不能和传统产业的优秀企业相比，解决的就业更少，可能连一个热点文旅景区都远远不如。对于一般制造、一般消费、一般服务，我感到在一些地方是被遗忘的角落，至少政府提不起太大兴趣，觉得这不是前沿方向。
如果这些度把握不好，又会造成资源配置的偏颇和不合理。历史也证明，过多支持某个产业，对这个产业的健康理性发展也未必都是好事。
当然，陆家嘴论坛侧重金融，不可能面面俱到。如果是商务部的论坛，可能就会更多谈内需。如果是人社部的论坛，可能就会更多谈就业和社会保障。
最后提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在化解地方债方面要有更大力度。因为不少地方的全口径负债规模，尤其是政府隐性担保的部分，是被低估的。过去因为各种原因，比如怕被问责，以及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有口径要求，导致一些地方并未如实上报。上面觉得化债力度已经很大，但实际上真的还不够。
第二个建议，对房地产要有更多关注，要给城市更新创造更好的政策条件，要有更大包容度。不能都用今天的标准度量昨天的事，否则什么都难做。房地产事关居民感觉“家底变薄”、财富效应减弱、消费开支更趋谨慎等问题，也是一个民生问题。
第三个建议，要从中国城市的一般情况而不只是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苏州的情况出发，来考虑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问题。比如，如何实施城乡居民增收，扩大就业容量，以更完善的分配制度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更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缓解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同时，在商品端应着力提升品质、优化结构，在服务端要培育壮大文旅、健康、养老、托育等消费新增长点，减少不必要的管制，等等。
在陆家嘴论坛上，吴清指出，“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发展”。
这是一个好的信号。我们的资本市场，应该为更多地方、更多类型的企业服务，让它们都能看得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希望，而不是简单地“唯高精尖”，变成少数地方、少数行业的专区和专利。这会造成新的分化——行业的，阶层的，地区的，人群的，也不符合共同富裕的方向。而且，假如这种分化不断扩大，最终也会影响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缺乏坚实的需求支撑。
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是，陆家嘴很重要，陆家嘴代表了未来方向、新质方向、先进方向，但中国也不能只有陆家嘴。
—— · END · ——
No.6949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秦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