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霆懿
阿联酋外交学院、沙特费萨尔国王研究中心
【导读】近日,美国方面不断放出风声,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但当地时间25日,继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后,美伊双方又相互开火。在悬而未决的美伊谈判中,外界对地区局势的预期并不乐观。
本文指出,美以伊战争是双方多年积怨与战略对抗逐步累积的结果。尽管美以双方筹划已久,却仍未能如预期迅速结束战争。美以袭击强化了伊朗国内人民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伊朗采取的去中心化抵抗模式也增强了其国家韧性。基于此,海湾国家认为伊朗政权不会在短时间内崩溃。他们必须面对伊朗作为邻国的地缘现实。因此,他们一方面在安全上依附美国,一方面又竭力避免冲突升级。
本文还指出,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美以对伊朗的战争不仅是一场地区冲突,更是全球权力结构变化背景下美国霸权转型的一次重要事件。作者强调这种不择手段、以实力为核心的霸权行径不仅冲击地区稳定,也在不断侵蚀既有国际秩序的合法性,最终也将反噬霸权本身。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6年第2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霸权转型下的美以伊战争2026年2月28日,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动突袭,造成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及40余名伊朗高级官员死亡。随后,伊朗迅速对以色列以及多个驻有美军基地的中东国家实施报复性攻击,战火在短时间内蔓延至整个海湾地区。此次战争距离2025年6月以色列与伊朗爆发的“十二日战争”尚不足一年。中东地区再次硝烟弥漫,陷入新一轮大规模军事对抗的阴影之中。
与此前的局部冲突相比,此次战争在规模、烈度以及政治影响上均明显升级。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不宣而战,并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临时决定,而更像是一场经过长期酝酿与战略谋划的精准打击。从伊朗核问题到“抵抗轴心”网络,从伊朗国内政治动荡到美以两国的内部政治压力,这场冲突不仅关乎伊朗与以色列之间延续数十年的敌对关系,更深刻牵动着整个中东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格局与能源市场的稳定。
▍蓄谋已久的战争:美国与以色列的盘算与准备
此次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来势突然,但背后有着深层的结构性动因。从战略层面看,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双方多年积怨与战略对抗逐步累积的结果。伊朗与美国、以色列之间长期存在强烈的意识形态对立、核问题分歧以及地区权力竞争,这三重矛盾共同构成了此次冲突爆发的深层背景。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以及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高度不可预测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战争的爆发。
对于美国与以色列而言,最核心的战略关切始终是伊朗核能力。2025年“十二日战争”期间,美国与以色列曾对伊朗多处核设施发动大规模空袭。然而,战争结束后,美以两国普遍认为这些军事行动既未能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能力,也未能引发伊朗政权更迭。因此,2026年的伊朗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美以对伊政策中的一次“未竟之战”。
与此同时,美以之间的特殊同盟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的政策选择。正如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所言:“我们知道以色列会采取行动,也知道这将引发针对美军的攻击。如果我们不在行动发生前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美军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伤亡。”这一表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对局势失控的担忧,同时也为其军事介入提供了政治借口。此外,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同样对战争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特朗普阵营在委内瑞拉、格陵兰岛等问题上获得巨大政治利益,强化了其团队的冒险主义倾向。再加上爱泼斯坦事件的持续发酵,以及美国即将迎来的中期选举,共和党存在失去国会控制权的政治风险。在内外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对外军事行动被特朗普视为转移国内政治压力的重要手段,战争最终成为打破政治困局的一种必然选择。
尽管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早有谋划,但任何大规模战争都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兵力部署和时间准备之上。然而,海湾阿拉伯国家不愿成为美国对伊战争的前沿阵地,拒绝允许美国利用本国境内的军事基地直接对伊朗发动打击。这一现实使美国不得不更加依赖海上军事力量和远程打击能力,直至2026年2月下旬,美国福特号航母抵达地中海,与部署在印度洋的林肯号航母形成“双航母”打击群,美军才完成对伊朗的关键军事威慑。
从政治层面看,美以决策层同样在寻找合适的战略机遇。2025年底至2026年初,伊朗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引发大规模民众抗议。伊朗当局强力镇压示威活动,造成大量伤亡,这让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嗅到了伊朗政权的内部危机。部分美以决策者认为伊朗政权可能出现动荡甚至崩溃,在这一阶段发动军事打击,或许能够对伊朗政权稳定造成致命冲击,甚至推动政权更迭。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判断并不完全准确。战争并未如美以预期的那样迅速结束,反而呈现出长期化的趋势。
▍伊朗的国家韧性与“去中心化”抵抗
尽管美以此次行动采取了典型的“斩首战略”,但伊朗在战争中表现出了“韧性国家”的诸多特征。作为拥有数千年文明传统、九千多万人口的中东大国,伊朗具有较强的国家韧性、战争潜力以及民族认同。[1]虽然伊朗在初期遭受重大损失,但其政权结构并未迅速崩溃,而是进行了有效调整。美以在谈判期间对伊朗最高领导人发动突然袭击,反而强化了伊朗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使政府得以重新整合国内政治力量。与此同时,伊朗长期以来也为应对“斩首式打击”做了制度性准备。在伊朗政治体系中,无论是最高领袖、中央政府核心成员还是军队各级指挥体系,都设有明确的继任机制和多层级继任人选。
哈梅内伊殉职后,伊朗迅速成立由总统、司法总监以及一名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组成的三人临时委员会,代行最高领袖职权。同时,专家会议随即启动程序,开始选举新的最高领袖。与美国和以色列所期待的政权崩溃不同,这种带有集体决策色彩的临时权力结构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也更难通过军事手段予以“清除”。而在战争威胁与国家存亡的背景下产生的新任最高领袖,往往会获得更高的民意支持和政治合法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美以的军事行动虽然在战术层面取得了成功,却在客观上推动了伊朗最高权力的顺利过渡,并强化了原本脆弱的继承机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国仇家恨”的情绪动员与战争氛围的加持下,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最终当选为新一任最高领袖。美以费尽心机,伊朗政权反而完成了向“新一代哈梅内伊”的权力过渡。若没有这场战争,伊朗最高权力实现“父子交接”或许难以想象;而这一结果,恰恰是在美以军事行动的冲击下促成的。
在军事层面,面对长期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威胁以及精准打击能力,伊朗逐渐形成了一种“去中心化”的防御战略——“马赛克防御”(mosaic defence)。这一战略允许地方指挥官在中央领导层遭到破坏或摧毁的情况下,独立做出战场决策,从而确保军事行动的持续性。正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所言:“首都遭受的轰炸不会影响我们继续作战的能力。去中心化的马赛克防御,使我们能够决定战争何时以及如何结束。”[2]在美以袭击后的第二天,伊朗军队迅速展开代号为“真实承诺IV”的报复行动,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从目前情况来看,伊朗的军事反击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反击迅速且组织有序。战争爆发后,伊朗立即对以色列以及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展开多批次、有节奏的打击。第二,反击范围广泛。伊朗的打击对象不仅包括以色列本土,还覆盖了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约旦、沙特、叙利亚和伊拉克等美国地区盟友的美军基地或美国使领馆,甚至波及阿曼部分商用港口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第三,伊朗在突破既往军事约束的同时仍保持一定克制,并未将攻击扩大至海湾国家的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如海水淡化设施或核电站等目标,也未直接针对平民展开报复行动。尽管如此,导弹残骸和无人机坠落仍对部分民用建筑造成损害,并导致一定数量的平民伤亡。
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伊朗地区盟友也宣布加入战事,使冲突迅速演变为多线地区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美以试图通过一次“斩首式打击”迅速结束战争的战略设想,变得愈发难以实现。
▍被卷入战争的海湾国家:夹缝中的战略困境
在这场冲突中,处于战事前线的海湾阿拉伯国家陷入极为被动且左右为难的处境。一方面,自海湾战争以来,海湾各国在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美国在卡塔尔、巴林、阿联酋、沙特和科威特等地部署了大量军事基地,这些基地构成了海湾安全架构的重要支柱。与此同时,在美国的推动下,阿联酋、巴林还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建立外交关系,并在政治、经贸、文化与安全领域展开合作,大量美国与以色列的机构和团体活跃于海湾地区。这些举措引发了伊朗的强烈不满。
但另一方面,海湾国家并不希望与伊朗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作为伊朗的近邻,海湾国家对伊朗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多位海湾地区的外事领导、智库领袖和商界代表拥有伊朗裔背景或长期从事对伊朗工作,海湾各国也设立了多个专门研究伊朗事务的机构。近年来,随着地区格局的变化,包括沙特和阿联酋在内的多个国家逐渐推动缓和与伊朗的关系。
因此,在战争爆发之前,海湾国家竭力避免冲突升级,并明确拒绝美国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直接打击伊朗。直到战争爆发前一天,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仍在华盛顿进行最后斡旋。战争爆发后,海湾国家迅速成为伊朗报复性打击的重要目标。截至3月6日,阿联酋共遭到221枚弹道导弹、8枚巡航导弹以及1300余架无人机的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112人受伤,成为遭受伊朗袭击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甚至在袭击总量上超过以色列。即便在遭受如此规模的攻击之后,海湾国家整体仍坚持防御战略,并未对伊朗实施直接军事反击。这种克制不仅避免了冲突进一步扩大,也为未来可能的外交调停与局势降温保留了空间。除军事防御之外,海湾国家还在积极展开另一条“战线”——穿梭外交,频繁与参战各方沟通协调,试图缓和局势,推动冲突尽快降级。
从内部视角来看,海湾各国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但整体舆论氛围却呈现出明显的趋同。政府的严格舆论管控、民众对战争的现实担忧,以及长期形成的有关以色列、伊朗与美国的政治话语,共同塑造了当前海湾地区的舆论氛围。“这并非我们的战争”逐渐成为海湾国家的主流共识,在电视、X(原推特)、TikTok等各类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虽然也存在呼吁强硬反击的声音,甚至夹杂一些虚假信息,但整体上仍不足以对各国政策产生实质影响。与此同时,海湾地区的多家智库和政界人士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冲突各方提出批评。阿联酋政策中心认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私利”;[3]卡塔尔首相则指责伊朗对海湾国家构成了“巨大的背叛”,认为伊朗的误判及对海湾地区的打击“摧毁了一切”;[4]海湾国际论坛负责人则指出,“数十年来,海湾国家始终致力于避免美国与伊朗爆发直接战争……这场冲突并非海湾国家所愿,但已无法避免”[5]。
事实上,美以对伊朗的战争打破了海湾国家长期奉行的“隔绝冲突”战略,使海湾各国在安全上更加依附华盛顿,同时又暴露在伊朗的惩罚性打击之下。数十年来苦心维系的地区安全平衡由此被打破,担忧、挫败与务实成为海湾各国精英的普遍心态。即便在这种复杂局势下,海湾国家仍保持克制,防止冲突进一步失控。海湾国家的谨慎态度反映出它们的深层战略考量:美国与以色列在战争结束后可以撤离战场,但海湾国家作为伊朗的邻国,必须面对这一地缘现实。一些海湾国家在战争期间仍保持驻伊朗使馆的正常运作,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它们并不认为伊朗政权会在短期内崩溃。
▍战争风险:能源、核设施与地区稳定
此次战争还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安全风险。首先是能源安全问题。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油气产区之一和关键海上运输通道所在地,海湾地区一旦发生大规模冲突,必然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直接冲击。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世界最重要的能源运输咽喉之一,承担着全球近20%的石油海运贸易。冲突爆发后,该地区航运活动受到严重干扰,国际能源市场迅速做出反应,在短短一周内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约27%。
其次是核设施安全问题。伊朗部分核设施靠近海域,一旦在战争中遭受严重破坏,可能产生放射性污染风险,对波斯湾的海洋生态和沿岸海水淡化设施造成严重影响。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伊朗发生大规模核泄漏的可能性仍然相对较低。
最后,战争对地区稳定造成了严重冲击。海湾地区拥有数百万外国侨民,同时也是全球重要的航运、商业与金融枢纽。随着冲突持续,战争的外溢效应不断显现,不仅威胁民众人身安全,也对国际航线安全和区域经济稳定构成压力。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或长期化,还可能对海湾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和脆弱生态环境造成更加深远的影响。
▍后哈梅内伊时代的地区秩序
发起战争易,结束战争难。对于自诩全球霸权的美国而言,在如此大规模军事动员并发动突然袭击的情况下,仍未能实现推翻伊朗政权的战略目标,无疑是一种战略挫败。正如基辛格所言:“常规军队如果不能取胜就是失败;游击队只要不失败就是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这句话恰好揭示了当前冲突的结构性困境。对以色列而言,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伊朗实施沉重打击,即便未能推动政权更迭,仍能实现其部分战略目标。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似乎都未对战争可能走向长期化做好充分准备,也缺乏清晰而可行的战争结束方案。相比之下,伊朗国家实力受到明显削弱,普通民众承受了巨大的战争创伤。
对于海湾国家来说,最担忧的不仅是战争本身,还有即将到来的“后哈梅内伊时代”或“新哈梅内伊时代”的地区格局变化。如果伊朗政权继续存在,其仍可能对周边国家保持威慑甚至实施报复;如果伊朗政权发生重大变化,其国内政治动荡可能导致地区安全格局更加不稳定。不论伊朗政权延续、转型还是崩解,海湾国家都将首先承受其外溢效应。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美以对伊朗的战争不仅是一场地区冲突,更是全球权力结构变化背景下美国霸权转型的一次重要事件。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霸权形态的变化:由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制度秩序为特征的“仁慈霸权”,逐渐转向更加依赖单边主义和军事力量的“强制霸权”,甚至带有“掠夺性霸权”的特征。这种不择手段、以实力为核心的霸权行径不仅冲击地区稳定,也在不断侵蚀既有国际秩序的合法性,最终也将反噬霸权本身。
注释:
[1]“A Simple Visual Guide to Iran and Its People,”Al Jazeera, June 20, 2025.
[2] Tim Stickings & Mohamad Ali Harisi,“Iran’s‘Mosaic Defence’: With Khamenei Gone, Local Commanders Take Fight to US and Israel,”The National, March 5, 2026.
[3]“The Israeli-American War on Iran: Objectives and Potential Scenarios,”Emirates Policy Center, March 9, 2026.
[4]“Iran’s Miscalculation Has‘Destroyed Everything’, Says Qatar PM,”Sky News, March 9, 2026.
[5] Dania Thafer,“The GCC’s Dilemma: Bound by Washington, Exposed by Iran,”Gulf International Forum,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