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叶水送 周晨
与年轻时的意气风发、声名远播不一样的是，晚年的詹姆斯·沃森不被美国科学界待见，日子过得比较苦闷。在回忆一生的贡献时，沃森将自己帮助中国发展生命科学与当年领导人类基因组计划并列在一起，足见他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1953年，年仅25岁的沃森便与克里克共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由此开启了分子生物学时代。他也被誉为"DNA 之父”。后来他长期担任冷泉港实验室主任，推动全球生命科学研究，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生物学家之一。
盛名之下，沃森并未看低积贫积弱的中国，他竭尽全力对中国生命科学予以无私帮助。他曾先后与两位中国生命科学奠基人——谈家桢和王应睐，保持着跨越数十年的书信往来。本文通过当年信件还原了沃森如何持续向中国寄赠最新书籍、邀请他们参加国际会议、帮助研究人员赴美学习。这些书信折射出沃森超越国界与时代的学术友谊与情怀。
作为中美两国享有极高知名度的科学巨匠，沃森和谈家桢之间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的交往成为了中美生命科学之间的重要纽带。遗传学家谈家桢被后人誉为中国的“摩尔根”，对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可谓是鞠躬尽瘁，他不仅第一次将“基因”一词引入中文语境，当年在“反右倾思潮”中冒着极大的风险向中国学者介绍沃森的“DNA双螺旋结构”模型。两位科学巨人之间的往来，如今被视为科学界的美谈。
事实上，沃森首次访华后，就与谈家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沃森时不时地会将美国冷泉港出版社最新的书籍和刊物寄给谈家桢。1982年10月25日，谈家桢收到了沃森从美国冷泉港寄来的包裹，其中便有《冷泉港定量生物学研讨会期刊》（Cold Spring Harbor Symposium on Quant）。在这本期刊中，包含了“DNA肿瘤病毒、线粒体基因、RNA 聚合酶、RNA噬菌体、真核病毒载体、杂种细胞技术”等热门研究话题。收到这些礼物后，谈家桢满怀感激地给沃森写了一份感谢信。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沃森博士：
我谨代表我校（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衷心感谢您为我们提供的书籍清单。这些书籍是李载平博士最近从您的实验室回来时好意赠送给我们的，我们对此深感感激。
书单中包括了冷泉港定量生物学研讨会43、44卷的内容，包括DNA肿瘤病毒、线粒体基因、RNA聚合酶、RNA噬菌体、真核病毒载体、杂种细胞技术等方面。这些资料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同时，我很高兴地告知您，我们有机会使用世界银行贷款资金，邀请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到中国进行为期一到三个月的访问和演讲。我借此机会邀请您成为我们大学的客座教授。如果您能考虑接受我们的邀请，在1983年至1984年期间，不论时间长短，只要您方便。如果能收到您的来信，我将非常感激，以便我们能正式安排相关事宜。”
通过这封信，谈家桢除了感谢沃森慷慨赠书以外，还向沃森再一次发出了访华邀请。当时沃森声名在外，站在生命科学前沿，被誉为“分子生物学时代的鼓手”，如果能够邀请沃森来华做讲座，一定能够让中国学者“长长见识”。
谈家桢给沃森寄的信
时隔一个月后，沃森给谈家桢回了一封回信：
“亲爱的谈教授:
我很高兴您已经收到了冷泉港实验室寄过去的书。我们刚出版了几本新书，我将转交给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我其实很想接受您最真挚的邀请到上海做一系列讲座。由于我和我的家人已经计划好在1983-84学年期间在伦敦休假，因此我不可能在同一期间安排对中国的广泛访问。
不过，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能再次访问中国，并在贵学院讲学”。
尽管沃森翻看了他当时的日程安排，发现无法抽出时间前来中国访问，然而他对首次中国之行印象深刻，充满了好感。我们可以通过他收藏的有关中国杂志以及游玩的景点门票，可略知一二。
沃森给谈家桢寄的信
在之后的日子里，谈家桢和沃森两位学者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交流。谈家桢常常慷慨邀请沃森参加中国的学术会议。1989年，谈家桢寄了一封信，邀请沃森参加上海即将于9月举行的会议。然而，当时沃森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忙人。尽管他非常渴望参加这个会议，但沃森表示他的“日程安排不允许”，沃森去信婉拒了谈家桢的邀请，为了不让谈家桢感觉他和他的妻子利兹对邀请“无动于衷”，因此非常用心地解释了自己的情况。此时，沃森正在负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重要项目“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简称HGP），沃森是这项计划的主要负责人，担负着极为重要的责任。这项工作让他十分充实，但也压榨了他所有的精力，这段时间的沃森“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参加与该项目无关的会议”。很显然，沃森对于老友的回复非常坦诚，他的回信也让中国学者敏锐地嗅到了美国科学界正在谋划一个大的科学计划。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此后谈老先生在报纸杂志上呼吁中国重视基因组研究，要谋划中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
图片来源：文汇报/金昊
2006年，当沃森再次访华来到上海时，第一时间抽空在医院看望病重的谈家桢，昔日的老友谈家桢已年近百岁，平时躺卧在病床上，但沃森的到来让谈家桢非常开心，他“坐着轮椅在病房会客室门口早早地迎候沃森”。根据《文汇报》记者江世亮当时记录，“当二人坐定后，谈先生拿出一本记录他科研生涯的画册赠给沃森，” 画册中记录了谈老先生上世纪40年代在冷泉港研学的画面，这令沃森饶有兴致，以至于拿起放大镜细看起来。此次探访延续了当年的书信往来保留下来的友谊，也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除了和谈家桢互动外，王应睐也是沃森书信往来中经常出现的中国知名学者。对于从事生物化学研究的人来说，王应睐绝对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不仅是中国近代生物化学科研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沃森的首次访华之旅，也正是受到王应睐的邀请。
王应睐同沃森一样，有着在英国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经历。作为我国生命科学界的巨匠，他为中国生命科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上，还体现在对中国生命科学人才的培养上。1907年，王应睐出生于福建省金门县的一个华侨家庭，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年幼的王应睐早早失去了双亲，这样的遭遇锻造了他坚韧的性格和对自身要求极高的精神。1925年后，成绩优异的王应睐先后进入福建协和大学和南京金陵大学攻读化学，并在毕业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校颁发的“金钥匙奖”。
1938年，王应睐考取庚款留英远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在剑桥这段时间，王应睐在L J·海里斯博士（L J. Harris）指导下从事当时最前沿的维生素研究。建国后，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成立，王应睐担任该所的所长。这个研究所可谓是人才辈出，出现了一批像邹承鲁、曹天钦这样的科学大家。由于这批科学家许多都毕业于剑桥大学，因此当时的生化研究所也被称为“小剑桥”。在王应睐的带领下，这样一个人才聚集的场所更是在当时贫瘠落后的中国生命土壤创造了不少的奇迹，其中尤为大众津津乐道的就是结晶牛胰岛素的合成。王应睐是当时这个工作小组的组长，曹天钦为副组长，当诺贝尔奖委员会得知中国人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时，想办法让这项工作的研究者申请诺贝尔奖。很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项有望冲击诺贝尔奖的科学工作，最终未能折桂。
除此之外，王应睐领导完成了“确定酶法合成与化学合成的关系”、“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转移核糖核酸”等重要工作，这些都是彪炳科学史册的工作。2001年5月5日，王应睐辞世。王应睐的学生用“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来形容他，这句话反映了他一生的品质：不喜争名逐利，却像水一样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生命科学的后辈。
王应睐的这一理念和举动与沃森不谋而合。跟沃森一样，如果学生发表论文，王应睐从来不介意是否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和贡献。或许正是有着这样的共通之处，自上世纪70年代初见过面后，王应睐与沃森始终是惺惺相惜的好友，这超越了国界和文化的差异，二人因科学而得以相聚。
1981年，当王应睐提前得知沃森年底将去邻国日本开会（注：王应睐与沃森同时受日本学者邀请，参与亚太分子生物学组织：AMBO，由此得知沃森将前往日本开会），于是邀请沃森在会议结束后顺道访华。1981年2月12日，也就是沃森正式访华前10个月，王应睐就向沃森发出访华邀请。二人来回进行了数次交流和沟通，沃森表露愿意在日本参加完会议后访华的意向。由此，王应睐和中国科学院取得联系，承诺给沃森安排2到3周的访华之旅，在沃森访华期间，费用由中国科学院承担。
王应睐在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沃森博士:
从我们上次在东京会晤已过来近一年的时光，我希望今年晚些时候还能在京都再次会晤。我记得您告诉我，你希望下次来日本时能够有机会访问中国，在那之后我就与中国科学院取得联系，商量你访问中国的事宜。我很高兴地告诉你，我们将热烈欢迎你在京都召开AMBO会议后来中国，为期2- 3周。在华期间的费用由中国科学院承担。如果方便的话，请你尽早告诉我你是否能接受我们的邀请以及你的特殊需求，我将不胜感激。我将为你的访问拟定一个初步的日程安排。期间你可能需要在上海和北京做几次讲座”。
沃森收到王应睐的邀请后，欣然答应了。同年3月13日，沃森给王应睐寄了封回信：
“亲爱的王教授：
非常感谢您邀请我在京都会议后访问中国。冒昧问一下你（在访华期间）帮忙照拂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9岁和11岁）吗?他们将会陪我前往日本，也十分渴望能够与我一同踏上你的国土。两周的访问时间（12月7日至20日）听起来刚刚好。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首先造访北京，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安排行程，以便顺利地前往香港，再经香港取道前往澳大利亚，与曾在冷泉港的亲朋好友一同度过圣诞佳节。另外，我也将准备好有关当前正在进行的肿瘤病毒和细胞结构生物学研究的专题演讲。我非常期待能够听取关于详细行程的具体安排”。
沃森答应了王应睐的邀请，并承诺在日本参加完AMBO会议后，将带上自己的家眷在中国展开为期两个礼拜的访问。此前，贝时璋、谈家桢等人先后邀请了沃森，但因时间安排不开而被婉拒。
此后，他们又进行了一次书信联系。沃森寄信的时候，王应睐因为胆囊手术住进了医院，在医院住了几个月，出院后王应睐才有精力回复沃森。1981年11月12日，沃森将自己具体的访华行程告知了王应睐。其中，沃森还特意提到希望能够去桂林游览美丽的山水风光。
“亲爱的王教授，
我恨不得我的中国之旅现在就开始了。不过我之前已经答应过在AMBO会议后在日本停留几天，所以我和我的家人现已计划在12月10日（星期四）的晚上抵达北京（我们将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第15次航班）。在我们离开中国后，我们计划于12月28日从香港直飞回纽约。预计我们将于12月24日抵达香港。除了计划前往北京、上海和杭州，我们还在考虑是否有可能在离开香港之前，抽出时间前往桂林一游。我们听闻中国这片地区的美景，深感向往，因此愿意缩短在香港的停留时间，以便能够探访这个地区。在这将会成为我们一生中难忘记忆的重要时刻，感谢您的帮助与支持，为我们安排行程。我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在京都会晤您”。
1981年12月，沃森终于首次踏上中国土地，首站他拜访了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之后他携家眷来到上海。12月19日，王应睐在320号大院热情地接待了沃森及其家人。作为东道主，王应睐对这次会面非常重视，当天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身穿黑色尼大衣，里面衬有现在看起来也非常时尚的围巾，整洁而大气，颇具英伦风，或许与他当年在英国留学有关。尽管当天阳光洒满整个院子，但可能气温较低，王应睐手里拿着一顶黑色的毡帽。沃森也戴着一顶灰色帽子，与衣服颜色接近，那时候他留着一小撮胡子，露出他标志性的微笑。
二人身后的哥特式建筑大楼则印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标语：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是1872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序言和跋中写的内容。
首次访华，沃森震撼于中国在设施、教材以及研究领域的落后，当时美国生命科学得益于近百年的科研积淀和庞大经费支持，在全球生命科学领域中独占鳌头。不过，这种差距并没有使沃森心生傲慢，反而激发了他内心深处对中国生命科学的帮扶热忱。
结束首次访华后，他与王应睐有密切的书信互动。1982年1月中下旬，刚从风寒中恢复过来的沃森抽出时间给王应睐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王应睐及其同事在访华期间的盛情款待。沃森在信中提到，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冷泉港实验室与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之间的合作。
另外，沃森还提到，“已经写信给李载平博士，邀请他参加我们即将举行的春季会议，特别是我们6月份的“DNA结构”（Structures of DNA）研讨会”。此外，沃森表示还会尽快写信给曹教授（曹天钦），主动出资让一名生化所的研究员“加入计算机二维蛋白质凝胶分析（computerized Two Dimensional Protein Gel Analysis）”研究。
时隔一年，1983年2月22日，王应睐写了一份书信交给曹天钦，彼时曹天钦正好要去美国冷泉港实验室交流，王应睐让曹天钦把这封书信带到了冷泉港。这是一封感谢信，不久前，沃森刚给上海生化所寄来了大量生命科学相关图书和一些研究必须的细菌菌株。为了表示感谢，王应睐特意写了一份信表达感谢。
王应睐在信件中如此写道：
“亲爱的沃森博士，
这封信带着我对你的深情厚意，希望能尽快传达到你的手中。曹博士（曹天钦）正在访问冷泉港（CSH），因此我相信这封信很快就会送达。回想起你寄给我的圣诞卡上Delbruck实验室的美景，我仿佛又回到了在CSH度过的美好时光。去年你寄来的图书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共计72箱77册。我代表所有受益者向你表达衷心的感激之情。除了我们实验室保留一套外，我已经把剩下的图书分发给以下机构：
中国科学院上海图书馆、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图书馆、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所、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
最近，我刚刚收到了所有这些细菌菌株。在我转到‘高级细菌遗传学’的课题组后，我将把它们送到中国的五所大学和五个研究所。我深信这些菌株将会极大地推动中国分子遗传学的研究进展。
在我的实验室里，一切都顺利进行。HBV adr亚型的完整序列已经接近完成，蚕NPV-DNA文库也接近尾声。我们希望能获得其多面蛋白基因，并利用其强启动子。同时，我们正致力于建设一间先进的细胞培养实验室，为更深入地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于你的新书《细胞分子生物学》，我很期待它的进展。我希望能尽快阅读和翻译你的手稿。我深信，这样的书籍必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启发和知识。”
当年中国生命科学研究材料匮乏、教材落后，同时面临着人才培养不足的困境，沃森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将一个又一个寄托着“生命科学期望”的包裹从冷泉港寄到中国，他的一系列举动无疑加速了中国生命科学融入世界生命科学的脚步。值得一提的是，沃森帮扶中国生命科学这一行为，是出于对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人道主义关怀，对于沃森本人而言，没有任何收益可言。
实际上，在管理冷泉港实验室时，沃森也常常面临经费不足的压力，他雷厉风行的筹款方式、时常为金钱苦恼的言论，给人留下了不好的的印象，但在帮助中国生命科学发展这件事上，沃森一直表现得十分慷慨大度，光是给中国学者寄送书籍这件事，就坚持了十余年。
沃森不仅仅是向中国传递了生命科学的知识和资源，更是将世界前沿的生命科学火种传递到中国，点燃了中国年轻学子内心的火焰，激励他们积极投身于生命科学研究中来。沃森对中国生命科学的无私奉献和持之以恒也成为了沃森在中国生命科学领域极具号召力的凭证，以至于他每次来华正式访问，都会受到如同巨星一样被中国学子拥戴，这与他在美国的境遇完全不同，因此晚年的沃森，将更多的目光投射到东方大国，除了支持冷泉港亚洲建设之外，沃森生命科学中心差一点也在中国落地。
注：文章书信图片除非有特殊标注，其他均来自冷泉港实验室。感谢冷泉港亚洲季茂业博士予以的支持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