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父亲选墓地和遗像，揭开中国子女最隐秘的内心纠葛,怎样为父母选墓地

取景框

✪ 黄鱼

本文节选自《花园与父亲》一书

进入十二月，父亲在张医生那里又做了一次化疗，算起来，他已经总共做了十五次化疗。小区里住我家对面的老黄，每次走路撞见父亲，都要拿这事摆一摆：喏，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走来了，一个活人，竟然能做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次化疗，岂有此理！

父亲每又做一次化疗，他都暗暗惦记着，兴高采烈地把数字加上去，像记阎王账，记得一清二楚。还作兴在路上设伏，屡屡对父亲进行围追堵截，一门心思要把同样的话，又说上一遍。缠了父亲有小半年，他将继续缠下去，直到父亲去世——瞧那样子，仿佛父亲每又做一次化疗，都让他平添了几分愤愤不平。父亲去世后，他拦不到别的合适对象，就拦了我几回，向我表达同样的愤慨。不过两年后，他罹患另一种更凶险的癌症去世了，确诊了之后就没走出过医院。

父亲停止化疗后，PSA 就迅猛反弹，即使中间尝试加了一次内分泌治疗，也无济于事，一个月后再测，PSA 赫然蹿到了五十几。于是根据唐医生的意见，在暂停化疗两个月之后，父亲在县人民医院重新做起了化疗。虽然并不十分认同，邓医生、张医生勉强把唐医生的方案接下来了。但已经不是系统地在做了，而是视身体情况，做一次算一次，辅助予以内分泌治疗。小半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做了有五次——都不顶用。虽然每做完一次，PSA 暂时会蛰伏一阵，但那狂飙突进的势头，根本压不住，进入十二月，PSA 已经势不可当地迫近七十了。去年一年的走势，被压缩在半年时间里就完成了。

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父亲前后住了七次院，一住就是十几天。他的身体越来越弱，状况不断，不得不频繁地进出医院。之前住院只是为了做化疗，二十一天一次，住院三至五天就出院了，很有规律。这半年却经常因为各种突发情况——摔倒了、肺部感染了、肝功能衰竭了、白细胞下来了等等，而紧急住进医院。我们日日夜夜都提心吊胆的，时刻都要做好应急准备。而对于父亲来说，更面临着另一重打击——对于他的病，医生说话不那么果断了，开始流露出畏难情绪，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医生开始‘回话’你了”。

早在八月的一天，父亲又一次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客厅里，将书柜的一扇玻璃门撞得粉碎，鲜血四溅，玻璃碴子碎了一地。被救护车拉到急救中心，一查，是脑梗死及严重肺部感染。邓医生不建议转入泌尿外科，因为目前父亲的症状属于并发症，不一定非得送往泌尿外科，请由其他科室对症处理即可。于是，父亲第一次住进了中西医结合科病房。

住在中西医结合科的，尽是各种癌症的晚期病人，伴随着形形色色的疼痛和转移。往往各种办法都想尽，不得已才来到了这里。医生对待病人也更加冷静，一切治疗都围绕着如何让病人尽量少遭痛苦地死去来进行，就事论事，无可无不可。某种程度上也更加怜悯，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病人，仿佛病人没长眼睛，不会回看他们似的。给人的感觉是，你反正是没救了，只是好歹继续在医治，聊以自慰。在中西医结合科连续住了两次院，我思量好久，还是请求邓医生收下父亲，在泌尿外科进行后续的治疗。邓医生、张医生碍于面子，勉为其难地把父亲再次收留了。关键是他们并不认可，一个人居然可以接受十几次化疗，但既然你们自己要做，就姑且做着吧。

最近一次住院，父亲的胸椎某处开始痛了，尤其是在夜里，痛感更明显。张医生告诫我们，这下一定要去上级医院求诊，是否发生了骨转移，接着应该怎么办。“一次化疗，再接着一次，不行的呢，反正书上不是这样写的。”

我打电话去问唐医生。唐医生说，那就查一下有没有转移吧，看查出来的情况再说。哪里方便哪里查吧，有机器的医院都能做，没必要跑来省一医院做。

于是，我选了去市里的人民医院做检查，毕竟近，也有熟人可以拜托帮忙。

我特别想要为父亲拍几张好照片，觉得自己肯定能拍好。一年多以前，父亲给我看由鸣强师傅为他拍的照片，当时我都没拿正眼瞧一瞧。照片得由我亲自来拍，在我心目中，自有一个父亲的形象，远不是眼前的照片里的模样——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我把眼睛从取景框里移开，看向眼前真实的父亲，把他与相机屏幕里的那个父亲作比较。那个理想的父亲，简直就要呼之欲出了——但此时，他既不是眼前的这个人，也不是相机屏幕里的那个人。跟我心目中的形象比较，他们总归都还差了那么点意思。但他就在那里。

八月份父亲在中西医结合科病房住了两次院，出院时，医生两次在出院单上，写明父亲属于前列腺癌“晚期及转移”。也许对他们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了，因为他们的科室收进来的向来都是这类病人——如果不属于这类病人，怎么会送到我们科室来呢？至于凭什么说已经转移，转移的范围如何，他们不需要知道，对下步治疗也没有多大影响，因而也不需要安排相应的检查来作个确认。但对父亲来说，这事情可大了。

他会仔细阅读出院单——每次出院，他回到家里头件事，就是戴上老花镜，把带回来的各种资料整理一遍。药品说明书、化验单，甚至硬塞到手里来的医药公司广告，等等，他都要通读一遍，至于出院单，他是要好好研读个几遍的。他会在上面用笔圈出重点，而且把医生反复在提的几个指标，抄录到那个现金日记账本上去。以前在泌尿外科，医生顶多说他是前列腺癌，从来不提晚期啊，转移啊之类的话，田医生、唐医生每次见了他，他们的脸上甚至还喜滋滋的，留给他的印象似乎是治疗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好效果。怎么一来到中西医结合科，情况就急转直下，变成“晚期及转移”了呢？

当他看到出院单上“晚期及转移”字样时，那心里的情景，就不自觉地写在了脸上。倒也不见得大惊失色，就是他面对镜头惯有的那种姿态，就是此刻取景框里的这般模样。

本来他还对十次化疗以后停药观察的两个月满怀信心呢，却不料PSA 轰地就上去了，飞得跟鹞子似的——这都不去说它了。多做了几次化疗，老黄总是要来讥讽，这也不去说它了。只是又摔倒了一次而已，邓医生那边就不肯收了，却被送去了一个陌生科室，这也不去说它了。那里住的全是杭州、上海大医院“回话” 回来的病人，每天夜里都有人熬不住了在喊痛……难道，真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

几年前父亲刚被确诊的那会儿，关于病情，哪些可以让他知道，哪些不可以让他知道，我都有所选择。但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好像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又好像只是出于随心所欲。我也相信，这都是为他好。我会让他知道，他得的是癌，但不会让他知道，已经是晚期了——这是我和自己达成的一个默契。不过，让他知道是癌，我不是采取当面跟他说的方式，而是把经过挑选的病情资料交给他，让他自己去读。至今我都没有跟他面对面谈论过他的病情，他也不主动提起。不当面说破，但彼此心里都明白——这是我和父亲达成的一个默契。

时至今日，这两个默契其实都已经不复存在。有一次，那是在一年多以前吧，内分泌治疗正在失效，父亲很着急，跟我说：“身体里的肿块，怎么还在啊？这个病，怎么不会好啊？”绕来绕去，欲言又止，满怀着不切实际的希望。我一股情绪上来，张口就说：“你这是癌症呢。”我首先开口，把我和父亲达成的默契打破了，噎得他当场目瞪口呆。他那样子，好像看到眼前正有什么东西塌了，我怎么也忘记不了。父亲去世后越久，越是忘记不了。

至于把父亲送往中西医结合科病房，相当于自动把他归类为晚期病人，无意中打破了另一个默契——我一点也想不到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在父亲心里，那已经是惊涛骇浪了吧！

我试了试手动对焦，在取景框里，父亲的脸由模糊变为清晰，像是从深沉的梦境里脱颖而出。去上海看病，我在城隍庙前拍摄过父亲，去杭州看病，我在灵隐寺里拍摄过父亲——但都不如这次的拍摄来得意味深长。这是父子间去除那些虚张声势、遮遮掩掩的把戏之后，直面凛然情势的一次对视。父亲其实心里明白我这是在干什么，我这是在为他拍遗像呢。

一次次地让他站到取景框里来，只是为了在他去世后，能从中挑一张我认为最好的照片，至于挑的是哪一张，就没办法让他得知了。他的当务之急，就是充当好这个拍摄对象——他配合得很好，真是不厌其烦。

另外，我还是对父亲隐瞒了一样事情。这次父亲在市人民医院做了两项检查，一个是MR 盆腔扫描，一个是骨骼ECT。结果表明，全身已经发生多处骨转移。我把检查报告单给了他，但给他的是个复印件，把他看得懂的多处骨转移字样，先用小纸条盖住了，然后才复印。我认为应该这样做，这样对他有好处，也可以这样做。我一个人就有权决定。

另外，还有一件父亲永远不会知道的事。父亲去世后，我在自己拍的照片里挑来挑去，还真挑不出一张令我满意的、可以用来当遗像的照片。那个我心目中的理想父亲的形象，还真从来没有被我拍到过呢，总是在呼之欲出之际，又一次销声匿迹。后来还是从父亲自己让鸣强师傅给拍的照片里，选了一张去放大洗出来，葬礼上挂在悼念大厅里，出殡时由我捧在胸前，五七前供在客厅的临时案台上，五七后挂在小书房的墙上，直到今天。正是父亲第一次跟我提起照片时，他自己看中的那一张。

《花园与父亲》

广西示范大学出版社 | 2026-3

ISBN：978-7-5598-9683-4

【内容简介】

父亲确诊前列腺癌，“我”和“父亲”打算把门前的草坪改造为一个带水池的花园。

坟墓被称为阴宅，是另一种家园，花园则介于新居和坟墓之间。“我”一家搬入新居不久，父亲被确诊罹患重病即将离世，情急之下，“我”先与父亲合力建造了一处花园，然后才想方设法去为父亲寻找一处理想的坟墓。

在治病的五年时间里，父亲逐渐离开房子，步入花园，走向坟墓。伴随着这一过程，儿子也在与典型的传统父亲的长期对峙中占据主动，却也因此而倍感茫然。

《花园与父亲》是一段关于疾病、死亡与代际和解的非虚构叙事——关于平淡的表面生活，关于顺从与反抗的一体两面，关于我们这一代人如何面对传统父亲的死去。

【作者简介】

黄鱼黄旭东，笔名黄鱼。作品刊载于《野草》《西湖》《北京文学》等。非虚构作品《花园与父亲》获得澎湃·镜相第二届非虚构写作大赛首奖。

【目录】

第一章花园里